京西古城村，自古便是京城通往塞外的交通要地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孕育着一项延续数百年的民俗奇观—— 秉心圣会。这项承载着村民信仰与技艺的花会，以“家族传承”与“师徒传承”相结合的独特模式筑牢根基，叠加地理优势、民俗信仰与村民热忱，让秉心圣会在历史变迁中屹立不倒，不仅成为村民生活的重要部分，更逐渐成为研究北京民俗的珍贵样本。
　 

传承方式

　　秉心圣会始于明万历年间，是京西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民间香会，其传承方式主要是家族和师徒传承相结合。
　　古城村的闫、郝、常、梁、李、刘、田等姓氏为本地老姓。据 1982 年统计，仅太平歌会的玩角儿（含已故玩角儿、前辈玩角儿、中老玩角儿）中，闫姓就有 26 人，郝姓14人，村里因此素有“闫半台”的说法，意指闫家几乎撑起了古城村的半台戏。在技艺与职责传承上，常守智将石锁技艺传给儿子常玉福；高跷的文扇、武扇技艺由闫广庆、闫广胜亲兄弟掌握；鼓手郝永魁7岁起便跟随爷爷学习打鼓，传承家族鼓艺。田姓更有祖孙三代接力—— 田茂堂生前曾任前引，现任前引为田忠，田洪彦则担任理事会秘书长。此外，常守先、于淑清夫妇分别担任钱粮筐、太平鼓会头；尹福海、尹生利父子俩同在石锁会；潘洪瑞、潘洪清兄弟俩同抬钱粮筐。可见，多个家族的技艺与职责代代相传，正是秉心圣会得以长久延续的重要原因。
　　师徒传承主要表现在玩角上，虽没有严格的拜师或出徒仪式，但要接受会礼会规的约束和多数会众的认可。
　　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特有的地理位置与生计模式，为秉心圣会的延续奠定了基础。古城村历史上一直是京城通往塞外的交通要冲，新中国成立前，村民多以拉骆驼、种田及进城学做买卖为生。常年外出拉骆驼的经历，练就了村民坚韧的意志与体力；而往返于西山与城内的运输劳作，让他们比单纯田间劳作的人接触更多信息，眼界更开阔、思想也更开放。劳动之余，村民常操练各类技艺以自娱自乐，客观上也达到了强身健体的效果。技艺交流不仅增进了村民间的情感联结，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也能在此快速化解。
　　有一套可行的会礼会规，尤其是约定俗成的资金筹措方式，为秉心圣会提供了运行保障。村民会将拉骆驼、做小买卖积攒的钱，放在攒香会放印子。村民们多愿借用这笔钱，既因使用攒香会的钱被视为吉利顺意，也能借此表达自己的一份虔心。借款的成倍返还为攒香会提供了稳定资金，这本质上是村民对秉心圣会的间接捐助。
　　村内一批专注传承的玩角与热心村民，是秉心圣会延续的核心力量。京西地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：“大峪唱戏，典房子卖地；八角唱戏，卖口袋卖屉；古城唱戏，不费吹灰之力”，足见古城村对秉心圣会的投入与底气。旧时京城不少老店铺都知晓，京西古城村人打工有个特殊条件：雇主需准许他们在朝顶进香期间回村，否则便不就职，这一细节凸显了村民对秉心圣会的重视。如今，村民的后代牵头成立秉心圣会理事会，将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有机融合，在保留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新的花十档。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的多方支持，为秉心圣会的存续提供了重要助力。早年，古城大队曾划拨土地给秉心圣会耕种，农产品变卖所得即为会费。后来，各级政府为恢复这一特色民俗文化持续加大扶持力度。20世纪70年代起，在政府扶持与社会各界支持下，秉心圣会的花会表演逐渐成为村民展现和谐生活的重要形式。
　　秉心圣会自身的多元功能，是吸引全体村民参与，保障其延续的核心原因。它不仅是村民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更是村民的精神寄托，最终融入日常生活，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社会价值

　　妙峰山朝顶已成为民俗专家研究妙峰山地区民俗的重要基地。在妙峰山朝顶的数百档花会中，京西古城村的秉心圣会尤为特殊——它不仅延续数百年，其会档保存之完整更属罕见。正因如此，秉心圣会成为专家们研究、揭示北京原汁原味民俗风情的活化石。
　　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所传承下来的钱粮筐、石锁、高跷秧歌等表演程式，集中展现了北京民俗文化活动的积淀成果。其中，钱粮筐与石锁是北京花会中唯一存在至今的表演形式。十档花会的组成模式，在北京地区亦属少见，其表演艺术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唱、念、做、打及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等特点，行腔古朴高亢，鼓点起伏激越；石锁表演则融入传统武术元素，尽显北方民俗的文化特色。
　　数百年来，古城村秉心圣会早已超越单纯的花会表演，成为串联历史、文化与人心的精神纽带。它既是家族技艺代代相传的见证，也是师徒情谊维系民俗的载体。这份跨越百年的传承，不仅是对传统民俗的守护，更将在未来持续连接传统与现代，成为维系古城村文化认同、延续民俗根脉的重要力量。
　　选自石景山区档案馆“档案历史文化系列丛书”《古城村》一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