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定河畔的麻峪村坐落于京西古道之上，见证着民俗的代代相传。在这片浸润着历史烟火的土地上，曾活跃着两类承载乡土记忆的行当—— 吹鼓手与轿子房。它们以声音与器物为笔，书写着京西人家的悲欢离合，也沉淀为石景山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印记。
　　吹鼓手
　　过去村中婚丧嫁娶、红白喜事离不开吹鼓手吹吹打打。一是烘托气氛，二是告知家中有事，这是京西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之一。
　　麻峪村的吹鼓手行当，以南沟白家最具代表性，在周边十里八村声名远播，被誉为“叫不绝的吹鼓手”。这门技艺在白家世代相传，从祖上起便以此为业，历经数辈传承至白如祥、白连旺，再到如今年近古稀的白昆山，薪火从未间断。而年逾七旬的刘家驹，同样出身吹鼓手世家，是名副其实的第三代传人—— 其祖父刘才、叔祖刘元、父亲刘振山、叔父刘振泉，再加上他与弟弟刘家旺，一家三代六人均投身这门行当，堪称吹鼓手行业的佳话。刘家驹自幼便跟随父亲潜心学艺，专攻唢呐演奏，每晚苦练至三碟灯油捻燃尽方歇，每月还会与同行伙伴定期合练，打磨技艺。彼时学吹唢呐全凭师傅口传心授，并无系统教材，所用的记谱方式也是古老的“一五六凡工尺上”工尺谱，全靠悟性与毅力方能习得精髓。
　　喜事娶亲时，乐队随轿至娘家门前，吹奏3遍《花得盛》作为\"开门曲儿\"等候开门，随后一路变换曲目直至新郎家，富商高官的娶亲乐队尤为隆重，由8面大鼓、开道锣、曲颈号、大号、笙、横笛、唢呐、九音锣各一对组成，乐师统一身着绣有红双喜字的绿色短大褂；丧事接三之日，4至8人的吹奏队伍会在逝者家门外，以锣鼓、唢呐、笙镲铙钹演奏《将军令》等唁乐，乐曲从清晨起间歇式吹奏，遇吊唁男宾敲鼓6下、女宾敲4下，实时向家人通报吊唁情况。
　　吹鼓手常用乐器有笙、管、笛、箫、唢呐、锣鼓钟钹、云锣（若干小锣组合的打击乐器），当年白家曾一应俱全，历经岁月流转，大部散失或变卖，如今仅存一具十七管笙。承接红白事时，多由白如祥牵头，联合白连旺、白如金、刘才、刘元、侯广安、侯广富等七八人合奏，白家领奏笙管，其余各司其职。常演《将军令》《大得胜》《大开门》《打枣儿》等曲牌。
　　吹鼓手需勤加练习，乐器亦要常擦拭维护、试音调音，音准音色有差会毁损名声，调音需专程到市里交道口乐器店找师傅；而管子的引子“哨儿”等小物件，可就地取材，白连旺便用苗畦苇席中粗细薄厚适宜的苇秆自制。
　　老一辈吹鼓手沿用“工尺”谱（记音符号含合、四、一、上、尺、工、凡、六、五、乙，对应简谱5、6、7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），晦涩难学，全凭口传心授与悟性。解放后简谱推行，白昆山便弃古谱学新谱，习得不少当代曲子。1949年，白家、刘家等人曾合奏《秧歌调》迎接北京城解放，后续还新增了“亮咚锵”等秧歌曲调，1953年刘家与侯朝元家并入“白如祥棚铺”。
　　轿子房
　　过去，结婚办喜事，新娘子都要坐轿子，在麻峪村南街的九道弯，清末时名为“老轿子房”，由刘廷柱创办。轿房备有一主二厢三乘轿子，轿高153.6厘米，轿箱方形，有边长96厘米和112厘米两种；配有轿罩帷子、棺罩、罩片服饰等用品，上绣有荷花、八仙人、福禄寿等图案；另置直径96厘米的八面大鼓、48厘米的四面大锣，以及115.2厘米（八抬杠）、416厘米（十六抬杠）规格的轿杠若干。其中一面直径32厘米的“疙瘩锣”尤为特别，锣心鼓脐直径4.8厘米，声音洪远独特、声传数里，方圆几十里的富户办红白事，多来聘请该轿房掌事。
　　1895年前后，因战乱及嫁娶改用车载，刘廷柱创办的“老轿子房”歇业。门头沟大峪程记、牛记及麻峪白记、李记等轿房争相求购疙瘩锣，但刘家不卖，改由麻峪村白如祥棚铺租借。民国时期，白家添置三顶绣有龙凤、牡丹的缎面花轿，置办苇席、杉篙等搭棚材料，白连旺除演奏乐器外，还特意学做厨子，形成婚丧“一条龙”服务。彼时村内还有西合义店、刘吉章家轿子房、东街李象家杠房等，村民婚丧嫁娶可不出村办结。1956年公私合营后，无影无踪。
　　当时的轿房棚铺，承办大场面的红白喜事，还需平地立杆搭建起脊棚，一脊一平棚，冬天搭建暖棚、布棚，夏天搭凉棚、席棚。会同跑大棚的厨师、茶房（执事），南靛厂念经的和尚，租赁活面折叠架桌、长凳方凳、铁锅笊篱的“桌子头”一起操办，遇有大场面，还须恳请同业，在人员物力上相互支援。
　　如今，十七管笙的余韵渐远，疙瘩锣的声响已寂，吹鼓手的工尺谱与轿子房的绣纹轿围，都成了藏于岁月深处的记忆。从白家棚铺的\"一条龙\"服务到吹鼓手们迎接解放的秧歌调，这些行当曾以匠人的坚守，串联起村落的人情世故与时代变迁。它们虽随公私合营的浪潮渐隐于历史，但那些口传心授的技艺、就地取材的智慧，以及融入民俗肌理的温情，早已成为麻峪村乃至京西大地的文化基因，在永定河的涛声记忆中久久留存。
　　选自石景山区档案馆“档案历史文化系列丛书”《麻峪村》一书